欧洲人接二连三的重拳打击，使麻木迟钝的清政府终于有了反应。一些清醒的、现实的官僚反应是积极的，他们认为外国的“船坚炮利”是中国“万不能及”的，只有向侵略者妥协，接受现实，信守条约，奋发图强，学习外国的军事和工业，增强国家军事力量，才是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之策。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，代表人物有奕欣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。另一部分官僚的反应则是奇怪的，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，好像与他无关，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。他们对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，只知道紧紧抱着孔孟之道，反对任何变革，排斥一切外国的事务，主张复古守旧，幻想恢复闭关自守的状况。他们被称为顽固派。
洋务派和顽固派经常因为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军事、工业而发生争吵，有时争吵还很激烈。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洋务派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先进军事与工业，在维护传统专制制度和文化上，他们和顽固派则是完全一致的。
西方的老师们也很“慷慨”，积极响应，出人、出技术对洋务派进行支持。他们真的想让中国强大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只是想让清政府强大。西方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，发现中国人民是有反抗精神的，单靠枪炮是难以驾驭的。而清政府却很软弱，能被轻易吓倒。因此，为了巩固战争成果和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，他们必须维持清政府的统治，将它变成奴役和压榨中国的工具。所以他们一面控制清政府，一面又扶持清政府，帮助他镇压太平天国，帮助他训练新式军队、创办新式军工厂等等。
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，洋务派进行了积极的活动。
60年代－－70年代，以“求强”为主。洋务派聘用英法两国教官，购置洋枪洋炮，训练新式陆军；组建福建、南洋、北洋三支海军；建设安庆军械所、江南制造局、金陵机器局、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个军工厂。
西方的近代军工生产不是孤立的，它是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生发展而出现的。在没有近代工矿企业、交通运输的情况下，洋务派那些孤立建起的军事工业，马上遇到原料、燃料、运输、资金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。
因此从70年代起，洋务派又提出“寓强于富”的口号。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有企业，包括交通运输、采矿、冶炼、纺织等产业。到90年代，洋务派一共创办了包括上海轮船招商局、机械织布局、天津开平矿务局等二十多个民用企业。
洋务派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，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，相反，他们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秩序。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是其宗旨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，以西方先进技术为手段来拯救摇摇欲坠的清朝专制统治，是其目的。这种“体”“用”的分离或者是“体”“用”的对立使得洋务运动具有两个先天“疾病”：官僚性、买办性。
官僚性：洋务派建的工厂企业虽是新式的，但其管理仍是老式的、官僚专制式的。洋务派官僚们把各自经办的军工厂视为私产，任意安插亲信，严加控制，结果造成机构庞杂，人员臃肿，效率低下，将企业变成了肥水衙门。他们创办的民用企业，更是汇集了官场中的贪污贿赂、营私舞弊，挥霍浪费等恶习。最后是大部分民用企业纷纷倒闭，或者被外国资本吞并，或者是陷于长期亏损、半死不活的局面。
买办性：其表现为国内企业对外国的过分依赖。这是“西学为用”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。洋务派建立的工厂从厂房规划、机器购置、安装运作、生产制造，完全依赖外国技师，设备和主要原材料、甚至半成品，也靠外国供应，他们购买的机器大多是外国的淘汰过时的陈旧设备。这样的军工厂所制造的武器是不能够抵御外辱的，只能对内镇压人民时派上用场。
洋务运动的这两个先天弊病，使得“求强”“求富”只能成为空想，并最终决定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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